剛從大學畢業時，我曾到一所中學實習。在國一的教室裡，親眼目睹一個男孩，把整個垃圾桶抱起來，用力地上下晃動。頓時，垃圾滿天飛舞，大部分的同學紛紛走避，卻有另一位男同學在一旁抱著肚子大笑不已，完全停不下來。
我被這失控的場景給嚇到，心想：「怎麼會有人做出如此誇張的行徑，也太頑劣了！」後來得知，這兩個男孩是班上的頭痛人物，從開學第一天起，就調皮搗蛋、闖禍不斷。而且，各科老師都拿他們沒辦法，想到要去這個班上課就頭疼。
當時我在輔導室擔任實習教師，有一天早上，一位家長前來談話，拿了一本小冊子給我們看，上面有著「ADHD」的字樣。他說：
「我的孩子在學校造成老師和同學的困擾，真的很抱歉！」原來，他是那兩位調皮男孩之一的父親。他繼續說：
「我帶孩子去看醫生了。醫生說，孩子罹患有『注意力缺陷過動症』，所以比其他孩子還不能專注，容易出現衝動、過動等問題。他在班上的那些失控行為，都是因為這個疾病造成的。」
我在一旁邊聽邊點頭，原來，這就是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」呀！我曾在特殊教育的教科書中讀到這個障礙類別，仔細回想，那孩子的行徑，和書上所寫，幾乎不謀而合。
在那個年代，學校老師對所謂的過動兒所知有限，辦公室的許多老師也是頭一回聽到，認真地閱讀家長帶來的衛教小冊。
「醫生有開藥給他吃，我也會要求孩子按時服藥。」我很感動，他是個積極的家長，並且主動和學校老師聯繫，討論孩子的狀況。然而，我的腦袋也同時浮現幾個疑問是：
第一、為什麼到了國中才發現？
第二、除了吃藥控制分心與衝動行為，然後呢？
後來，我在校園中見到那孩子，從本來的過度活潑，變得溫和許多，甚至，看起來有些呆滯。他父親說，那是吃藥的副作用；然而，我見到的卻是一個眼裡失去光芒的孩子。不過，那一點也不重要，因為，班上安靜下來了，老師終於可以順利上課，用功的同學也可以專心向學了！
那是發生在快20年前的事，十幾年後，經過不斷宣導，現在多數教師都知道注意力缺陷過動症，就連家長也不陌生。有不少孩子，是經由學校老師的觀察與發現後，要求家長帶孩子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評估與診斷。
李佳燕醫師在他的家醫科門診，就不斷遇到許多疑似過動症的孩子，被家長帶來評估，幾乎都是學校老師要求的。她發現，不論老師或家長，好像都很需要過動症這個診斷，彷彿，有了這個標籤，孩子的種種脫序行為就有了合理的解釋。
沒錯！合理的診斷有助於人們理解狀況，不需要再把孩子的問題歸咎於父母沒教好，或者孩子故意唱反調；也有助於系統中不同的大人溝通孩子的問題。
然而，過度依賴特定診斷，等於是把一個人貼上了特定標籤，卻可能讓大人只看見孩子的疾病或症狀，而看不見其他的可能性。甚至，我們更難以欣賞這些特質可能帶來的優勢。
你可曾想過，孩子的過動或缺乏專注力等行為表現，其實是展現出旺盛的精力、十足的好奇心，甚至相當願意冒險嘗試。然而，這些行為特質在既定的社會規範下，在必須遵守的學校及教室常規下，通通成了干擾他人的問題行為。
或許，把這些孩子放到叢林裡探險、運動競技場上，那些不被讚許的干擾行為，卻可能有助於他大顯身手，獲得比別人更多成功的機會。
只可惜，儘管社會如此多元發展，我們的孩子仍只被鼓勵在單一戰場上前行，也就是會讀書、能考試——這需要坐得住與靜得下來。如果做不到，一律被視為調皮、頑劣、不思進取、態度不佳。
到最後，許多孩子不再願意努力了，因為一再挫敗，乾脆擺爛放棄，或者逃避到另一個世界——網路中取暖。
李醫師在我眼中，是個真心關愛孩子且有正義感的大人。她在《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》一書中，不斷為過動兒說話。除了批判過動症的診斷過程過度粗糙外，更挑戰過動症的診斷準則本身——沒把兒童的天性與需求考慮在內，只從大人的眼光來界定這個疾病。
現實是，某群具有權威的成功大人，為社會制訂了一套遊戲規則，要求所有人都得遵守。如果不能配合或無法適應這套機制，不是被視為失敗者，不然就是生病了。當個病人或許好過於身為失敗者；當個病人的家長，也好過於身為一個失敗家長。
仔細想想，李醫師說得有道理：「我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孩子看」。孩子需要從玩耍中學習與成長；我們卻要孩子從很小開始，就遵循繁瑣的社會規範，連怎麼玩都由大人主導與安排，完全剝奪了孩子的天性與「自由玩樂」的內在需求。
或許，不正常的是大人，需要被治療的是整個社會。
殷切期盼，《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》這本書能被更多人讀到，這本書會為你帶來全新的視野，讓你知道，你可以從截然不同的角度，去欣賞孩子的分心、過動或衝動，帶著孩子去開拓異於主流但卻屬於他自己的道路。
甚至，任何不被社會主流所接納的身心特質，都有值得賞識之處。大人的眼光改變了，孩子才有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發光的舞台。
（本文為《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》（寶瓶文化，2023）一書推薦序）
